语言会对人的思维造成影响。每个人说外语的时候和用母语时候的心情状态是不同的。最近的研究发现使用外语时进行道德判断的结论跟使用母语时是不同的。

有一个经典的火车撞人道德困境实验，即，火车即将撞上轨道上的5个人，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帮助火车切换轨道，让它行驶到另一个只会撞到1个人的轨道上。你是选择切换还是不切换，大部分人会选择切换，因为死1个要好于死5个人。

把这个问题变一下，你在桥上走，看到桥下有个火车不久就会撞到前方的5个人，但是火车司机没有注意到，这时你身边有另一个行人，只要你把他一脚踢到桥下的火车铁轨上，逼停火车，这样就可以救前方的5个人。这一题的性质跟前一题是一样的，是选择牺牲1个人还是5个人。此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拒绝把行人踢下去逼停火车。只有20%的人愿意把别人踢下去。

如果把这道题换成外语（英语圈和西班牙语圈）来问人们，结果就奇迹地变成了50%的人回答愿意踢人下去了。

再换一些道德问题，比如兄妹乱伦或者把自己被车撞死的狗煮了吃掉这些场景。如果是用外语来读相应的场景的话，会比用母语听到这些事觉得更容易接受（不太觉得这些是错误行为）。

对这些现象的一个解释是，母语让我们直接使用feeling去思维，而外语会让我们调用更仔细审慎的系统去思维。这跟另一些研究的结果一致，当解答一些用很难读的字体写的数学题目时，人们会比用看起来很容易的字体印刷的同样的数学题，犯粗心大意计算错误的可能性要小（不过这个实验结果很难再现）。

还有一种解释是，我们的母语跟我们的童年真实经验是密不可分的，用母语去理解一个场景，相应的爱恨情仇的感情都是从小就切实经历的。而长大之后在教室学习的外语，本身就不太有机会和真实的情境结合起来。

有人就来测量皮肤电位，让母语是土耳其语的人分别用母语和外语（英语）来听一些比较忌讳的词汇，比如shit，用母语听的时候情绪激发会更强烈（emotional arousal），即，肾上腺素分泌更旺盛—皮肤电位更高。

另外一些研究，打造一些情境让参与的人阅读。比如“有人给了乞丐一张毯子，但是别人怀疑毯子是乞丐偷的，于是把乞丐暴打一顿（好心导致坏结果）”，“有人领养了参加小孩，但其本意是从国家获得补助（坏心但是结果不错）”。用外语去阅读这些情境的时候，人们就不太注重行为人的本意是好是坏，而是更注重客观的结果是有利还是无利。也就是说，使用外语是会让人们的思考更加深刻一些。

耶鲁的Keith Chen研究语言中是否存在时态的表达和储蓄的关系，他觉得英语中会有it rained yesterday, it will rain tomorrow.中文只说昨天下雨，明天下雨。不需要把动词去改变时态。这就导致中国人会把从昨天到明天的时间看成是同一个整体，不会注重未来和现在的细微差别，所以明天存钱就是今天要存钱，从而感觉到存钱的现实性和紧迫性，而对于英文跟国家的人来说，明天存钱，反正是will，跟今天不是一天，所以就把明天真的当作明天，不感到紧急，于是就不存钱，所以储蓄率低。当然Keith Chen是用了更多的语言和除了储蓄率以外的更多指标从而注意到语言中时态差别对人的行为造成的影响的。

德国的威廉·冯·洪堡特在200年前就开始讨论类似的东西了，他有本书是《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How morality changes in a foreign language”